[31] 从以上讨论可知，法律（宪法）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是一个充满层次的概念，比如针对法律规范的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进行。
原因是，法院在这方面拥有立法与行政部门所没有的优势。当然，在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之间的差别仍将长期存在——即便趋于减少——的情况下，对外关系法很难正常化，即实行与国内关系相同的治理。
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看，在此只需要强调，宪法只需也只能为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确立基本指南，而不可能解决国际法在国内适用时遇到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甚至只能在个案中通过一国的行政、司法乃至立法机构，以及与私人或外国主权者之间的互动中逐步解决。[8]作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经验极为丰富的联邦法官，Royce法官甚至抱怨美国行政部门不应该逃避责任，把许多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推给法院。这些司法实践既可以改善既有的国际规则，也可以促进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第三，对外关系法有助于树立中国作为法治友好型国家的形象。第一，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态势使得中国法院更有可能且有必要强化参与对外关系。
(二)中国法院强化参与对外关系的背景 中国法院近年来明显强化参与对外关系有三个深刻的背景。进而，与诸如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法院参与对外关系中的潜在风险，而且可以发挥法院在西方国家中难以发挥的作用。不过，需避免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信息越多越好。
相比之下，一般个人信息（例如消费习惯、上网记录、收入水平、年龄、位置等）则可以相对淡化知情同意的要求，实行更宽泛的同意标准，可以存在更多无需同意的豁免情形。5.将伦理审查的责任由伦理委员会转移到参加者个人手中，减轻了研究者的负担。[37]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生物资料库样本招募阶段，不可能对研究的细节进行十分充分的信息披露，这可能影响到同意的有效性。该法另在第4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经过被征集者同意。
Biobank研究的利益对象是公众健康，不会对参加者个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将参加者拉入进来的好处值得怀疑。当个人面对大量难以读懂的信息时，易产生挫败感。
由于同意只在特定范围内有效，当利用超出该范围时，原有同意即告失效。即使是无害的信息处理，如果本人不愿意，亦不可强行为之。权利保护的降格是保护向利用的妥协，是法律的退步。适应大数据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1）信息主体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消极受保护者向信息治理参与者转换。
[17]不过从法条的文义解释来看，其并未直接采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而只是宣称保护个人信息。尽管知情同意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个人信息，但是从比较法来看，对其讨论最多的还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四、面向大数据时代的知情同意原则重塑 如何应对大数据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而知情同意原则居于矛盾的正中心。（二）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之争 1.特别同意是经典的同意模型 在经典的知情同意理论中，同意必须是具体的，这是有效同意的必备要素之一。
所谓实质信息，就是对于同意的决定可能产生影响的相关信息。[68]信息主体在知情方面的障碍，一是源于信息获取的不足，二是源于理解能力的欠缺。
实践中，一些大数据处理者在隐私政策中对关键信息用加粗字体、标红的方式提醒个人注意，对专业性术语进行专门的解释——包括提供更详细解释的链接服务，采取弹出窗口的方式强化告知。生物资料库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最佳情境，其原因在于：第一，基因领域是大数据最早诞生的领域之一，[4]生物资料库是大数据的典型存在形式，其所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
排除条款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同意模式，其好处是可以被整合进其他既存的同意模式，如概括同意、分类同意等，为该种模式增加确定性。对于个人明确表达的信息接受偏好，则应当予以尊重，网站应设计有征询信息主体信息获取偏好的机制与技术通道。德国2009年制定的《人类基因检测法》也从医疗、保险、就业、血缘鉴定等不同场景分别规范了基因检测。[67]See Zubin Master et al.，Biobanks，Consent and Claims of Consensus，Nature Methods，Vol.9,No.9（2012）,pp.885-888. [68]参见王林：《菜鸟顺丰掐架敲响警钟》，《中国青年报》2017年6月6日，第9版。（二）大数据给知情同意原则带来的挑战 1.获得同意的难度加大 传统的同意表现为必要情形告知后知情同意书的签署，然而，在大数据条件下，获得同意的难度较以往大幅增加了。若由信息处理者自身进行评估，难免存在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疑虑。
再次，对生物资料库中身份不可识别的样本适用何种同意法无明文规定，采反面解释的方法，应可认为不需重新获得同意。大数据的利用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由于二者皆具有正当性，所以，平衡是调和冲突的唯一出路。
被告在检查中发现一个肿瘤，未经昏迷中的原告同意而擅自切除了肿瘤。信息时代衍生出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并催生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从外部判断同意对本人是否有利，与自决的精神本就不符。4.重视技术手段在知情同意模式革新中的应用，使信息披露和同意成为长效机制，增进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交流与互信。
[41]韩国于2012年完成对《生物伦理与生物安全法》（Bioethics and Biosafety Act）的修订。[40]这种自由度较大的概括同意模式无疑是生物资料库和研究者所喜欢的，而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生物资料库实际采纳的模式。其逻辑是，只要个人信息处理对信息主体是无害的，就达到了保护目的。主张概括同意模式的主要理由有：（1）生物资料库及其生物医学研究具有造福全人类的公益性，理应获得宽泛的同意。
《赫尔辛基宣言》历经多次修订，在最新的版本中，关于知情同意的条文（从第25条到第32条）就有8个，而整个宣言也只有37条，可见知情同意的分量。对于与个人身份联系最为密切的核心信息，应当给予最高层级的同意保护，再依信息重要性下降而使保护程度渐次递减。
按照现行的规则，样本身份是否可识别成为一个分水岭，身份不可识别的样本较可识别的样本受到更薄弱的保护。大数据有多样化的应用场域，在各种情境下，冲突可能表现为不同的面向，诸如产业经济发展与个人权利的冲突、科学进步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等等，在前述生物资料库背景下则体现为生物医学研究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58] 在我国，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也并存于法律规范之中。《欧洲生物人权公约关于生物医学研究的附加议定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针对人的研究除非获得该个人知情的、自由的、明确的、具体的、书面的同意不能够开展。
无论是持续的信息披露还是动态同意，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作为桥梁，以有效连接起信息处理者和信息主体。还需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宽泛型的同意模式的适用，应实行更严格的条件限制，包括接受主管机关的特别审查。生物医学研究有时针对患者的病理组织或信息展开，而研究的结果必将产生大量的个人基因信息。革新而非放弃知情同意原则，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应然立场。
个人信息保护是信息社会的焦点问题，对个人信息保护而言，知情同意原则具有帝王条款的意义，恰如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其他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亦罕见有不遵从该原则者。
在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陷入困境之中，以致其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的地位受到质疑，主张路径重构和放弃知情同意原则的呼声甚嚣尘上。即使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上也是存在大量例外情形的。
而在应受保护的个人信息内部，也应当作出区分，实行有差别的保护。对于不属于隐私的个人信息的保护，则可以一般人格权作为权利基础。
